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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清泉深情讲述:耀邦同志鲜为人知的往事
来源:廉洁长沙 | 发布时间:2020-11-20 16:46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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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者按

  时光永是流逝,转眼间敬爱的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1年了,但他的音容笑貌,他的丰功伟绩,他的公仆品质,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;他的良操美德,他的高风亮节,他的人格魅力,仍然被人们广为传颂。

  今天是耀邦同志诞辰105周年的日子,“廉洁长沙”特刊发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社长曹辉2009年(时任《新闻天地》杂志社副总编辑)独家采访耀邦同志老部下、湖南省委原书记熊清泉同志的专访文章《熊清泉深情讲述:耀邦同志鲜为人知的往事》,让我们从他深情款款、满怀敬意的讲述中,领略耀邦同志的人格魅力和伟人风范。

  ▲曹辉(左)和熊清泉(右)

 

  熊清泉深情讲述:耀邦同志鲜为人知的往事

  深厚友谊 肇始湘潭

  我认识耀邦同志是从1962年他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开始的。那时华国锋同志是湘潭地委书记,我是地委副书记兼韶山区委书记、韶山公社书记。那时候我正忙于韶山区的社教,他正忙于抓面上的社教。我们推广的是“桃园经验”“访贫问苦”“扎根串连”,把基层干部摆在工作组的对立面,经常出现“顶牛”现象,几个月才搞完一个公社。搞完以后,干部卸担子,我们也感到很困惑。而耀邦同志搞面上的社教,却是大手笔的搞法,工作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召开干部大会,培养典型现身说法,号召大家洗手洗澡,主动放包袱,自己教育自己,自己解放自己。四到五天就可以搞完一个公社,而且“四清”成果不比点上少,搞完以后,干部轻松愉快,积极性高,又没有“后遗症”。我从耀邦同志的“实事求是,相信干部的大多数”的做法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。于是我们就悄悄地学习推广他的经验,在以后的几期社教中,工作顺手了,原来的“顶牛”现象也消除了。

  耀邦同志对亲朋好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非常严格。他的老家浏阳当时属于湘潭地委管辖。1963年春节,阔别家乡已经32年的耀邦回到浏阳,2月6日从文家市来到故乡苍坊村。他先到大队书记家,休息片刻,即让身边通信员将40元钱和2斤荔枝送给哥哥胡耀福。同时,让生产队长通知社员前来举行座谈会。谁知与会者中有人表示了对胡耀福的不满,说他将入社时已归入集体的一只粪桶、一把耙子又拿回自己家了。耀邦同志很生气,吩咐说,不要给哥哥40元钱了,并要随行的浏阳县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去胡耀福家,将胡耀福批评一顿,还将拿回家的这些东西作价13.8元赔给生产队。这笔钱,从耀邦同志刚刚拿给哥哥的40元中出。

  当天晚上,耀邦同志回到自己的老家,在自己幼年时住过的屋子里过夜。他看望了哥哥胡耀福,最后给了他10元钱。此番兄弟见面,并没有很多话语。

  第二天临走,耀邦同志对随行人员感叹:我老兄这个人呀,参加党组织比较早。他没有去井冈山,留在家中。土地改革,他被划为富农,被抓起来,判过管制,他很少来北京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  ▲1963年胡耀邦回家乡与干部群众合影

  历史关头 力挽狂澜

  “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一切从实际出发”,这是耀邦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他离开湘潭以后,就到西北局担任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,后来他在“文革”中遭到批斗,受到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他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,主持党校日常工作。在此期间,他精心组织起草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这篇雄文。文章先由胡福明起草初稿,由孙长江执笔完稿,杨西光、吴江、马沛文、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,先后十易其稿,最后由耀邦同志审阅定稿,并决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第60期全文发表。5月11日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,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。5月12日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全文转载,同时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。以后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报纸陆续转载此文。由于这篇评论员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,触及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,所以立即轰动全国,犹如巨石投水,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  与此同时,文章也遇到了“凡是派”的顽强抵制,说什么“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,在思想上是反动的,在政治上是砍旗、挑拨关系的”。在这个关键时刻,小平同志以伟大的政治家的敏锐和气魄,毅然决然地顶着风险,多次站出来讲话,说:“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,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,简直莫名其妙。”特别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,大讲“实事求是”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,号召“打破精神枷锁,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”。耀邦同志也顶着巨大压力,奋起反击,又组织撰写了《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》,得到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有力支持。他说:“现在不是在搞‘两个凡是’吗?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,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。马恩列斯从没讲过‘凡是’,毛泽东也没讲过‘凡是’。如果用‘两个凡是’对待列宁的话,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。如果用‘两个凡是’对待毛泽东的话,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。”这篇文章几经修改后在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了,第二天又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全文转载了。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。接着,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《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》,刊登在9月10日出版的《理论动态》上。从此,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在全国展开了,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负责人和各大军区都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。这实际上是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,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好像遵义会议一样,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,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从这里起航。耀邦同志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是立了大功的。

  湖南调研 风尘仆仆

  1979年冬,耀邦同志到郴州、零陵考察,当时我调任郴州地委书记刚三个月,我再一次见到了耀邦同志,感到格外亲切。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忙得很,总感到时间不够用,一下直升飞机,就要我汇报,边汇报边讨论,中午也不休息,汇报了一整天,好像言犹未尽。汇报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他的提问或插话,他关心的面很广泛,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甚至历史、民俗等,他都有浓厚的兴趣。从这里,我预感到他肩上的担子将会更重。当我汇报到郴州煤矿多,但省地煤矿亏的多,而县社煤矿盈的多,他马上问是什么原因,我说:“可能与用工制度有关系,省地矿用人多,又多是固定工,在矿下时间长了,矽肺病多,休工疗养的也就多了;而县社煤矿用人少,又是轮换工,农忙务农,农闲挖煤,轮流下井,矽肺病少,休工疗养的也就少了。”他又插话:“省地矿能不能学县社煤矿的办法,都用轮换工?”我说:“当然可以,但要在用工制度上进行改革。”“改革的阻力在哪里?”我说:“阻力主要还在自己,首先是观念的转变,从国家固定工转到农民工,这个阻力就不小呀!再就是体制的改变,这就牵涉到煤炭主管部门和煤矿本身,改革以后煤矿归谁管,干部算哪一级,这都是问题。”耀邦同志听了以后,不断点头。他明确地表示:“煤矿用工制度一定要改为轮换工或合同工。从减少矽肺病这一点出发也要下决心改。”当我汇报到小城镇建设时,他问我:“‘文革’前那些老招牌还有没有?”我告诉他都砸掉了,他说,都要恢复过来,不然市场怎么繁荣?不光是恢复招牌问题,还要落实工商统战政策,发展城镇工商业。他接着又说:“我小时候,晚上都跟大人一起搓爆竹筒子,城镇里的手工业生产都要恢复和发展起来。”当我汇报到发展小水电要谁建谁管时,他表示赞同,并扑在地图上寻找舂陵江,他回忆说:“长征时,我是红小鬼,行军到舂陵江时却‘打起摆子’(疟疾)来了,又要行军又要治病,困难得很呀!就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挺过来了。”

  吃饭时,马洪、毛致用同志和我陪他,在席上他突然问我:“‘三绝碑’你背得吗?”我说背不全,接着他又依次问毛致用、马洪同志背不背得,他们都说背不全。这时候,他独自一个人背起来了,而且一字不差。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,都很佩服他的博学多才。饭后,我劝他休息一下,他说:“我哪有时间休息啊!”他要我陪他散步,说散步就是休息,他一天要散一万步。他还说计划在这几年内,把全国的地市都跑遍,摸摸下面的情况,增加点感性认识。实事求是,首先就要了解实事,然后才能求是。第三天一早,他就风尘仆仆地飞到零陵地区去了。

  过了不多久,耀邦同志就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总书记,我当然感到无比高兴和拥护。以后我也先后调到长沙市和湖南省委工作,接触耀邦同志的机会就更多了。特别是我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二大,聆听了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耀邦同志题为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》的报告。从此,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指引下,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

  家乡休养 谈笑风生

  ▲1988年胡耀邦和家乡亲人、干部群众合影

  1988年冬,耀邦同志回到湖南休假。这一次他不像到郴州那样匆忙,而我们仍然按原规格接待他,原来住哪里,这次仍住那里,原来由谁接待,这次仍由谁接待。我和邦柱等同志又经常去看望他,使他感到很温暖,他一住就是两个月。有一次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和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来湖南,他知道了,要我通个信,他要亲自到他们的住所去看望他们。我如实报告了,但尚昆、任穷同志不等他去,就首先来看望耀邦同志了。事后,耀邦同志埋怨我没有按他的意思办,感到有些不礼貌。又有一次胡启立同志来看望他,他们谈了很久,谈到农业问题时,他说,“绝不放松粮食生产,积极发展多种经营”,这条方针来之不易,检验至今仍然是对的,你在中央常委里要讲一讲,要继续坚持这条方针。他在湖南休养期间,虽然心情是舒畅了,但毕竟年事已高,操劳过度,有一天晚上突然心脏病发作,弄得宾馆的同志不知所措,那时已经是深夜3点了,我得到消息,立即赶到六号楼,要耀邦同志静卧不动,马上调医生和医疗器械到六号楼,把宾馆变成医院,就地治疗,很快就稳住了。医生们都称赞这个决定作得对,如果搬动,说不定还有危险。经过一段疗养,耀邦同志很快就康复了。11月20日是耀邦同志73岁大寿,我们省委几位领导同志都来祝贺他的生日。他在席间谈笑风生,跟我们说:“中国有句老话:‘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喊自己去。’我这次在你们这里过了一个坎坎(意即过了73岁)呀!”我接着说:“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今后你还可以大展宏图啊!”想不到言犹在耳,耀邦同志离开湖南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,噩耗传来,大家都感到震惊,都悲恸极了!

 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,我听到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时,悲恸万分,立刻赶到北京耀邦同志家里。首先向耀邦同志的遗像默哀致敬,然后向李昭同志表示慰问。李昭同志把中央的安排告诉了我,说耀邦同志的骨灰准备安放在江西共青城。我立即提出能否分一部分骨灰安葬在耀邦同志的家乡浏阳。李昭同志对我的恳求虽然表示理解,但仍然很明确地回答我:“这是中央的决定,不好改变。”1994年,我带着老伴去共青城为敬爱的耀邦同志扫墓,了却了心中的夙愿。

  全党楷模 风范永存

  1984年10月29日,耀邦同志在瞻仰周恩来故居时亲笔题写了四个大字:“全党楷模”。这何尝不是老百姓对耀邦同志的高度赞誉啊!

  作为耀邦同志家乡的省委书记,我还真没有为他办过一件私事。他总是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。听德平(耀邦长子胡德平)说,耀邦同志常用改写的那副对联“心在人民,原无论大事小事;利归天下,何必争多得少得”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属。他担任总书记不久,便召开了家庭会议,严禁家属子女利用他的地位和招牌在外面办事。他真是“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”的楷模啊!

  耀邦同志从不要我们这些“地方官”为他办私事,而对于公事他却对我们要求很严。有两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一件事是他批给我处理的,那就是长沙烟厂的问题。有人反映长沙烟厂生产的香烟霉烂变质,并在《人民日报》曝了光,他把信批给了我,我们立即派人整顿长沙烟厂,从抓班子人手,抓教育,抓管理,抓企改,抓质量。现在长沙烟厂已经大变样了,无论质量和效益都列全国前茅,产品畅销全国。另一件事是我请他审批的,那就是五强溪水电站和武陵源建设的问题。我知道耀邦同志是很关心家乡建设的,但碍于是家乡的项目,感到不好说话,于是我就恳请他转给宋平同志,宋平同志很快就批了。现在五强溪早就建成投产了,为常德市乃至整个洞庭湖削湖减灾作出了特殊贡献。武陵源也已建成为第一流的旅游胜地,早就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了。

  活在人心便永生。耀邦同志是个真正活在人民心中的大写的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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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代“皇兄”是农人

  ——胡耀邦与他的哥哥胡耀福

  1984年的一天,从与北京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一个古老院落里,突然传出了激烈的吵架声。人们不会想到,吵架的人,一方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,另一方则是他的哥哥胡耀福。这年,胡耀邦69岁,胡耀福73岁。人们不禁纳闷:这兄弟二人哪来那么大火气吵起架了呢?

 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:

  那年,岳阳县物资局经理胡政到中和乡苍坊村,并到胡耀福家看了看。他为胡家的清贫而震撼,回去向岳阳市委领导反映了胡家的情况。20世纪60年代初胡耀邦在湘潭当地委书记时,时为乡村基层干部的一位领导见过胡耀邦,对胡耀邦十分敬佩。这位领导当时对胡政表示,在可能的范围里对胡耀福应该有所关照,于是胡政就帮助苍坊村买到一些平价尿素。

  当胡政再一次来到胡耀福家的时候,他问胡耀福的儿子胡德资,把你安排到岳阳工作怎么样?

  胡德资说,可以呀。

  过了不久,胡政传来话说,已把胡德资安排到岳阳轻化公司当副经理,妻子叶秋娥可以到岳阳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。

  胡德资听了满心欢喜。正要办理手续的时候,那位领导同志的妻子去北京见到了胡耀邦。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她告诉胡耀邦,你哥哥家太困难了,所以给你的侄子德资安排了工作。

  胡耀邦一听就震怒了。他马上从饭桌前站了起来,打电话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,推翻全部事情,严令对主事的那位领导进行处分。

  这事刚过了几天,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。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胡德资工作的事。一见面,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:“你在下面开后门!”

 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。

  胡耀邦怒气未消,继续斥责说:“谁这样搞,我就开除谁的党籍。你们背了我的牌子,乱搞!”

  看着胡耀福还不明白,胡耀邦明明白白地说:我已经批评那位领导了。

  胡耀福一口否认是自己去找人开后门的。当渐渐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,胡耀福大叫冤枉,发起脾气来了,说:“耀邦,你这个人忘恩负义。你在北京当总书记,我在家里当农民,要是在过去,我就是皇亲国戚。但是现在,我在家里当农民,日子不宽裕,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?难道德资一个中学生就不能当工人了?”

  胡耀福越说越气,说了过头话:“别看你是总书记,我是你哥,该教训你照样教训你!”

  胡耀邦毫不相让,说话声音大了起来。

  警卫员在外边听到里边兄弟两人吵架,急得要进屋拉架,被李昭制止了。她说:“人家兄弟吵架,一会儿就好,你不要去管。”

  果然,只一会儿,胡耀福怒气冲冲走出来,投奔女儿胡素贞去了。

  兄弟毕竟是兄弟。胡耀福说过些气话也就算了,谅解了弟弟。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,从此在乡间务农,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普通农民。胡德资的儿子当兵,在北京服役,几年服役期满,也回家乡当了农民。

  胡耀福的晚年,总有一件事放心不下,就是他的党籍问题。为此他反复申诉,要求组织调查。1985年前后,经过浏阳县委组织部调查,确认将胡耀福定为“起义有功人员”是不恰当的。胡耀福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,应恢复党籍,党龄自1949年算起。

  1986年10月12日,胡耀福又来到了北京。他对弟弟胡耀邦说,你是不是回老家看看呀?说着,掏出了红色的党员证,摇晃着对胡耀邦说:“现在我已经恢复党籍了。”

  胡耀邦说:“这事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?”

  胡耀福故作生气状,说:“我告诉你管什么用,你从来就不关心我。”

  胡耀邦说,看你说到哪里去了,我是顾不过来呀。等到退休了我回老家,作为一个平民和乡亲在一起,和你好好地住一段时间。

  这句话说得胡耀福非常感动。他马上将乡间带来的湖南腊肉,还有一些腌制的狗肉拿出来,说,这是你嫂子带给你吃的。胡耀福的女婿徐海初在座。胡耀邦对他说,你到市场去看看,这些东西市场价格是多少?我是要付钱的。弟弟胡耀邦知道哥哥家里不宽裕,他要给一点小小的补贴。徐海初说,市场里哪有这些东西。他知道胡耀邦的规矩,揣摩着说了一个数,胡耀邦按此数把钱给了哥哥。哥哥知道弟弟的规矩,就把钱收了。

  1988年11月下旬,胡耀邦到长沙休养。他吩咐随行的侄女胡素贞,回一趟浏阳老家,将哥哥胡耀福接到长沙九所一起住几天。

  这次与哥哥见面,胡耀邦的亲情、乡情都被搅动了。他对胡耀福说:“你过去的有些情况我不了解……对不起了!”

  “过去的情况”是指哪些?胡耀邦没有说,推测起来,大概也包含对哥哥关心得不够吧,但是哥哥已经原谅了弟弟。

  长沙九所的绿树鲜花,看到了胡耀福和胡耀邦兄弟最后相处的日子。谁能想到,此时的胡耀邦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。几个月后,他去世了。

  又过了几年,1992年9月,浏阳农民胡耀福辞世。乡间农民送上一副带着泥土气息的挽联倾吐心中感慨:“国中有典型,两袖清风作赤子;天下无先例,一代‘皇兄’是农人。”

  (文/曹辉 选自《新闻背后的新闻》  原载《新闻天地》2009年第四期)

编辑:罗希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