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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在杭州战“疫”的经验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| 发布时间:2020-03-04

  《伤寒总病论》书影。苏轼在地方任官时,曾以圣散子方治时疫,后来他将这个方子传给了庞安时,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所著《伤寒总病论》中。

  苏轼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,熙宁四年(1071年),苏轼出任杭州通判,十八年后,也就是元祐四年(1089年),苏轼再度来到杭州任官,出任杭州知州。苏轼再至杭州,当地因大旱歉收,《宋史》记载“饥疫并作”,即饥荒与瘟疫并行,百姓苦不堪言。苏轼上书朝廷,请求减免“本路上供米三之一”,又请求朝廷赐给度牒(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,可出售以补府库之不足),以度牒易米赈济灾民。

  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,苏轼拿出了一个名叫“圣散子方”的药方。这剂药方用料便宜,“所用皆中下品药,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”,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,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,派遣官吏带领医生“分坊治病”,救活民众无数。

  圣散子方是苏轼在黄州时,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。苏轼曾著文介绍其药效:“自古论病,惟伤寒最为危急,其表里虚实,日数证候,应汗应下之类,差之毫厘,辄至不救,而用《圣散子》者,一切不问”,病情严重的“连饮数剂,即汗出气通,饮食稍进,神守完复”,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,即使“平居无疾,能空腹一服,则饮食倍常,百疾不生”。巢谷喜欢研究药方,这剂圣散子方被巢谷视为至宝,连亲生儿子也不舍得传授。苏轼在黄州任官,恰出现疫病,苏轼再三求方,巢谷应允了,但要他指江水为盟,绝不外传。苏轼口头答应,心里却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,应该流传后世才是。为了治疗更多百姓,苏轼把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,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《伤寒总病论》,到了明朝嘉靖年间,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。

  杭州这场疫病让苏轼认识到,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,人口流动频繁,因而“疫死比他处常多”,所以应设立“病坊”。苏轼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,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,设立了“安乐坊”,坊事由僧人管理。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,后来采用置田获利的方法。这在当时也很普遍,书院、义庄等设施也多置田产以使资金来源稳定。据史料记载,苏轼还将收到“某宣德”的一笔“金五两、银一百五十两”的礼金,以此人名义转捐给了安乐坊,“用助买田,以养天民之穷者”。

  苏轼在杭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,以圣散子方治疫病仅是其中一端。杭州人民感激苏轼的恩德,家家挂有其画像,“饮食必祝”。

  两浙转运司对苏轼的做法也很赞赏,向朝廷上奏了苏轼建安乐坊之事,并建议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,“赐紫衣(赐僧紫衣主要代表了其身份的官方化)及祠部牒各一道”,改安乐坊为安济坊。

  后来,广州疫病流行,在广州任官的苏轼友人王敏仲来信求助,苏轼把他在杭州战“疫”的经验介绍给了他。

  苏轼认为“救药病疠,政无急于此者矣”,此前王敏仲已向苏轼说过“广州一城人,好饮咸苦水,春夏疾疫时,所损多矣”,并且“广州商旅所聚,疾疫作,客先僵仆,因薰染居者,事与杭相类”,苏轼建议“莫可擘划一病院,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,乃长久之利,试留意”,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,也留意于长久之计策。(崔洁黄海涛)

  

编辑:罗希特